评论：一个残酷的问题：为了自由，我们需要承担多少人死亡的代价？

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Charles 编译 

今天，企业家、慈善家、信托公司Perpetual Guardian创始人Andrew Barnes在英文《先驱报》发表评论文章，对政府实施的限制措施表达见解。

文章如下：

在许多方面，我们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与二战后的情况类似。灾难的性质不同，但对人们思想和前景的深刻影响是相似的。今天是一场疫情，之前是一场全球战争，但同样是一段满是冲突和贫困的时期，这促使我们对固有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拷问：我们该如何生活？我们想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怎样的治理？

二战结束时，世界各地的人们拒绝忍受现状，开始引入新的观念。全球反殖民运动兴起，例如1947年的印巴分治；政治上，敌友身份转换；欧洲君主制度倒台，战时领导人遭到驱逐；丘吉尔下台，专注于全民医疗和教育的工党政府取而代之；一战后“打造适合英雄的土地”承诺落空，二战中的归国士兵继承了这一使命。

如今，我们正处在一个类似的变革和自省的重要时期。新冠病毒摧毁了许多国家，《经济学人》估计，真实死亡人数在990万至1850万人之间；经济受到干扰，甚至遭到破坏，大型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制造了恐慌，阻碍了疫苗的推广。正如战时一样，我们看到了艰苦的战斗，人们牺牲了自由，丧失了行动自由权，警察权力强化，家庭“监禁”合法化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“安全”。

我担心的不是必须采取这种极端措施。战时，类似的牺牲也是必要的，政府要不断做出取舍。但通常情况下，冲突结束后，往往会伴随着一番慷慨陈词：生命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。（例如，一战后“不惜代价的和平”，以及二战后苏联阵营的“宁死也要红”（Better Red Than Dead））

新西兰此前从未采取过类似措施，令人担忧的是，认为应当继续推行这些措施的论点显得太过粗糙，许多人认为，为了安全，自由是值得付出的代价。问题是，任何代价我们都可以承担吗？如果有人因此死亡呢？一个人的死亡是否已经过于沉重？如果不是，十个人？一千个人？我们确切知道在加里波堤和索姆河牺牲的具体人数，他们也准备为自由而付出高昂的代价，尽管他们受到了一些误导。在2021年，我们能承受的代价是什么？ 

此外，虽然我们仍然遵守限制规定，并以安全的名义避免风险，但我们已经打算容忍一些安全系数不那么有保障的事情，并同时挽救人们的生命。例如，2020年有320起道路死亡事件，其中许多与超速、驾驶员突发状况和不系安全带有关。

每年有9000名新西兰人死于癌症，但为了抗击疫情而实施的封锁措施，已经导致数千人的癌症筛查、手术和其他救命治疗被取消或推迟。为什么我们强制要求接种新冠疫苗，而不要求接种麻疹疫苗？后者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同样具有巨大的杀伤力，甚至更具传染性，且近年来疫情也在持续。

接着是气候。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，在这个新世界中，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的威胁，但对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气候变化。为什么我们不让自己和政府在气候问题上遵守同样的标准？我们心甘情愿花了数十亿纽币抗击新冠病毒，但在应对全球气温上升方面依然吝啬。

“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。”但由于新冠肺炎，世界各地的政府，包括新西兰政府，都尝到了为“更伟大的利益”手握大权的滋味。问题是，在这场危机中走了这么远，发达国家的人口现在已经接种了疫苗，他们还会得到尽可能多的疫苗，但许多领导人依然紧握权力不放，理由是防范未知的突发事件。

我们必须仔细审视自己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。风险总是存在，但如果我们不对自己、对彼此、对我们的领导人负责，我们最终将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。二战后，我们看到了公民们为重建一个破碎的世界所做出的选择。我们看到人们行使个人责任，呼吁他们想要的未来，拒绝政府的宣传和错误信息。 

在这场全球危机之后，我们不能容忍政府告诉我们一些明显不真实的事情，也不应去迎合那些为政府提供帮助的科技公司。我们必须对所见、所闻和所做进行批判性的评估，否则最终，我们会得到一个不太理想的世界和一些政治人物，而我们也怪不得别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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